一个人的全球史或者全球史中的个人，这类题材的著作总能引起人们极大的阅读兴趣，原因主要在于，个人经历的偶然性与多样性为更加强调目的论和一致性的全球史提供了一种另类视角，有助于全球史反思自身、完善自身。近年来，随着一系列相关著述被翻译成中文，如娜塔莉·戴维斯的《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马娅·亚桑诺夫的《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沈艾娣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韩洁西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个人的全球史这一研究领域也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并推动了国内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比如程美宝的《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魏涛的《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等。如果追溯这一研究领域的谱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科利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个女人的世界史》，无疑是一部无法绕开的奠基之作。该书出版于2007年，自问世以来便好评不断。在出版的当年，已故英国历史小说家、因创作托马斯·克伦威尔三部曲而两次荣获布克文学奖的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就在《伦敦书评》上撰写了长篇书评，盛赞该书是一部想象力与史实完美结合的佳作。不仅如此，曼特尔还敏锐地指出了《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书的特点，即马什个人的磨难是与当时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全球性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所谓的“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全球性力量”，既有英法等国为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展开的“七年战争”，又有摩洛哥临时苏丹西迪·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也就是后来为摩洛哥阿拉维王朝带来中兴的穆罕默德三世苏丹——力图打造的西部穆斯林世界，还有大英帝国建立在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更有美国独立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全球性冲击。正是这些全球性力量和网络的存在，推动马什在其并不长的一生中不断跨越重洋：英法之间的战争让年轻的马什及其家人在英国殖民地的前沿地带不断迁徙；摩洛哥在地中海西部的势力存在导致马什被海盗掳往苏丹的宫廷，并阴错阳差地与其未来的丈夫詹姆斯·克里斯普结缘；克里斯普在佛罗里达投资的失败以及逃亡印度，促成了马什不得已而为之的印度之行；而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则彻底中止了克里斯普在印度的纺织生意，并迫使马什再次踏上前往英国的归程。由此可见，马什之所以能拥有一部全球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在于，马什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一个被全球化改造过的世界，每一个个体，即便他/她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或者从未有过主动进入全球的意愿，但也必然生活在全球交往所建构的物质或观念之网中。偶然性在于，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拥有一部全球史。马什虽然从总体上也可以划入娜塔莉·戴维斯所谓的“边缘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s）之列，因为她没有经济来源，必须依附于自己的父亲或丈夫，但与同时代的其他女人相比，她还是有着非凡之处。马什出身于一个与英国皇家海军有着密切合作的船匠之家，他的父亲发迹于英属牙买加，娶了当地一位同为修船工匠的遗孀，有着二分之一非洲血统的牙买加女人，并因此间接继承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遗产。到殖民地娶一个有钱的寡妇是当时很多英国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的捷径。大英博物馆的创始人汉斯·斯隆，就是因为娶了一位有钱的牙买加种植园主的遗孀，获得了在全世界购买收藏品的资金来源。因此，马什在尚未出生时，就随同父亲和怀孕的母亲为了躲避牙买加的黑奴叛乱开始了返回英国的跨洋旅行。随着其父亲家族与英国海军的广泛合作，海上或港口生活已然成为马什生活中的常态。不断往返于海洋和陆地之间的流动性生活也塑造了马什独立、隐忍和坚强的性格，加之马什家人在海军中的广泛人脉，这些都是她得以多次独自或者携带孩子踏上危险而不可知的海上旅程的前提和保障。更为重要的是，马什还受过一定的教育，虽然并不正规，但是能够阅读，而且热衷于写作，即使深陷摩洛哥苏丹的囹圄，也不忘给家人写信。马什的读写能力使她在1769年写下了记述她在摩洛哥遭受磨难的游记《女俘虏》，这也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马格里布地区的著作。1774-1776年，出于休养身体的原因，马什前往印度南部旅行，并写下了详细的日记。尽管马什大量的通信没有留存下来，但是《女俘虏》一书和南印度游记被保存了下来。这些一手资料的存在，是琳达·科利重建马什个人的历史和全球的历史的基础。那么，什么样的个人才能拥有一部全球史呢？首先，这个人应当是一个身处全球性网络之中的人，他/她可以是流动性的，也可以是静止的或从未旅行的。就像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宁波的朱宗元或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科尼斯堡的康德，虽然他们并没有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穿越国界、大陆或海洋的旅行者，但并不妨碍他们借助全球性的思想网络，接触、了解或想象异域世界，并与之形成纠葛或冲突。而这些网络之人（networker）基本上是商人、水手、远征军士兵、外交官、传教士、知识分子，他们与同样生活在全球性网络之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并不一样，因为他们能亲身面对和切实感受到异文化的不同和带来的冲击。其次，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人必须留下一定数量的记录其异域观察的著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重构主人公全球性经历的材料和进行合理想象的空间。如果要两个条件都达到，这样的个人其实并不多见。所以，书写一部一个人的全球史极具挑战性，是一项魅力与风险兼具的任务。比如，史景迁在重构胡若望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全球经历时，他所能参照的胡若望留下的直接材料，只有一封后者在巴黎近郊的收容院里，写给雇主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请求其返回中国的两百余字的信。而整个关于胡若望远行、发疯、返乡的故事，全部建立在一份傅圣泽写给罗马教廷自证胡若望的疯癫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陈述上。虽然史景迁成功激发了人们对于现代早期身处双重世界的小人物命运的关切之情，但胡若望并没有权力讲述自己真实的故事，他只是一个被他人表述的人。同样，萨克森迈尔在描述朱宗元相互冲突的精神世界时，所依据的只有朱宗元撰写的两部不长的宣教著作和若干篇短文，因此他无法告知我们朱宗元为何不像他的朋友、同样改宗天主教的其他晚明知识分子那样，挺身反抗满族人的统治。所以，一个人的全球史有时往往是支离破碎，甚至有可能是以想象代替真实的“虚构”。然而，伊丽莎白·马什却足够幸运，她留下了撰写于不同时期的，较为详尽和极具个性的文字，让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她在情感、精神和视野上的变化，看到她对异域世界真实或想象的、有时也是带有种族偏见的记录，看到她对那个业已连成一片的世界的初步认识。虽然在完成印度南部的旅行回到丈夫身边后，马什没有再留下任何手稿和信件，琳达·科利也不得不借助其他人的叙述来完整地讲述马什的一生，但总的来说，马什个人的全球史还是丰满和鲜活的，真实而不刻板的。不过，史料的相对匮乏让历史学家在建构一个人的全球史时，面临着过度诠释的危险。就像萨克森迈尔有意无意地将朱宗元塑造成一个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肩负救世的使命，立志用天学来匡扶儒学正义的行动主义者那样，琳达·科利笔下的伊丽莎白·马什也是一个主动冲出界限、勇于摆脱家庭束缚和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现代”女性。显然，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理想中的人格形象（persona）共情并给予了笔下的人物。当然，历史学家有权利用自己时代的常识和价值去阐释旧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家却不能无视当时的语境，就像吕西安·费弗尔在重新审视拉伯雷是否能超越十六世纪的集体心理而独享无信仰的特权时指出的：“我们在理解一个人，一个十六世纪的作家的时候，不能把他与同时代的人隔绝开来，不能借口说他的作品中某个段落，与我们今天特殊的感觉方式相吻合，便武断地按照今天的标准作出评判。”同样，费弗尔的同道兼好友马克·布洛赫也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比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总之，一切看似充满想象的历史都应当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因为——再次引用费弗尔的话——“诱人的假设和经过证实的真理是两回事”。即便如此，伊丽莎白·马什也要强过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她毕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虽然破碎但却真实的印记。而她的母亲，那位很可能是白人地主与非洲女奴私生子的混血儿，不仅马什家族的家谱中没有给她留有只言片语，甚至连马什本人也没有提到过她。与马什突然面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时经常感受到的那种如坠入泥潭般的无力感不同，马什的母亲直接被淹没在历史的泥潭中。马什母亲的命运很像另一位来自牙买加的黑白混血儿伯莎·梅森——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前妻，她被罗切斯特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里，并被冠以“疯女人”的污名。尽管伯莎·梅森是一位虚构的人物，但她的故事反映的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即白人殖民者与殖民地女性跨种族婚姻所带来的悲剧。可能是为了呼应马什母亲的命运，琳达·科利在书的结尾处特意提到马什的弟弟在印度娶了一位没有在马什家族历史中留下姓名的当地女子，而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马什的孙子同样找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印度女伴，但是却将与这位印度女人所生的女儿遗弃在马德拉斯的孤儿院中。当然，从《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复杂的有关女性的、跨国的、帝国的、全球的和后殖民的历史，这些相互纠葛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马什个人的生命史和全球史。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琳达·科利告诉我们，马什的全球史也是一个非西方如何塑造西方人的故事：如果没有加勒比地区的黑奴反抗，马什就不会返回英国，而一直待在牙买加的话，马什就很可能活不到成年；如果没有遭到摩洛哥海盗的劫持，马什就不会与其丈夫成婚，也就有可能不会过上全球迁徙的生活，并且不会去写下那部让她拥有历史的著作；同样，如果没有马什丈夫在印度纺织业上的获利，也就不可能支撑马什那段在历史上再次留下印记的旅行。作为《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书的作者，琳达·科利谨慎地动用了历史学家的特权，用她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理解重新诠释了那段过往的历史。而作为《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书的读者，我们将拥有更多的特权，对这本书和这本书所描述的历史进行更加多样化的评判。不过，殊途同归，历史学家与读者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在瞬息变幻的全球史中发现更多有故事的人。
张旭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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